瘋小貓的華麗冒險

　　我還記得，在八十四年初，為了暑假國樂團第二次要去大陸，（第一次是之前三年，團長是呱（黃寶儀b79））團裡的幹部忙得不可開交。當時國樂團的人很少，湊了半天才勉強湊出三十個人去大陸（含槍手）。

　　除了人少之外，經濟上的資源也不多。同年暑假師大國樂團去馬來西亞跟新加坡，不加上槍手就超過六十人，拉到的贊助有三百多萬，人力財力都不是我們能比的。學校只給我們二十萬，而且指定是給我們做衣服的。後來是大阮妹（郭怡君，b81團長）的爸爸從獅子會的朋友那裡弄到了一百萬的贊助，這是我們唯一的資源，有了這筆錢我們才能討論能否趁這次去大陸的機會替團裡添購樂器。

　　上海及北京是大部分樂器的原產地，而我們正是要去這兩個城市。當然會想順便帶些樂器回來。因此，幹部們在某泡沫紅茶店開會討論到底要買什麼。我記得通過了中音嗩吶、中音管、大阮及中阮還有大提琴。我特別提出建議要把團裡的雲鑼帶去調音。因為那雲鑼音不准，聽說根本沒用過。而雲鑼的調音法是不傳之密，在大陸也沒幾個人會調。正好我認識中央民族樂團的趙立成先生，他是嗩吶跟打擊樂雙主修，他有認識會調雲鑼的人，這問題就交給他去傷腦筋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在北京跟上海我們都可以借到樂器（打擊跟Bass等較大件的樂器），但在香港卻沒門路，必須從台灣帶去。我就凹了個同學跟我一起去汀州路買木板幫那堆樂器釘了幾個棺材（幸好不用帶Bass）。至於雲鑼，我就強迫每個人帶一片，把整套雲鑼化整為零，這樣關於樂器運送的部分就算準備妥當了。

　　巡迴的第一場演出在活大，演到一半居然停電！整個大禮堂裡一片漆黑，觀眾席裡還傳來小孩的尖叫聲…..雖然看不到譜，大家還是憑著記憶繼續走下去……

　　在北京，我們是在中廣的排練廳演出。共產黨視廣播電台為其喉舌，還在門口派解放軍站崗，哪像台灣，廣播電台的大門開著也沒人要進去。這種地方平時當然不可能開音樂會，連彭修文自己都沒在那裡演出過（排練跟錄音倒是不少）。我們是第一個在那裡演出的樂團。彩排時趙先生就來找我了，我就用個尼龍布袋把整套雲鑼交給他（他因為在某傳播公司兼差，有廣播電台的通行證。後來我發現他們團裡在外兼差的人還真不少）。

　　在北京的最後一天，趙老師把雲鑼跟中嗩、中音管送到飯店給我，順便做技術轉移，還跟我敘述調音的經過。光是把雲鑼送去調就很煩人。北京市雖然沒有宵禁，但晚上在街上逛就會被盤查，每經過一個公安就要把那包雲鑼拆開給他檢查。

　　調音是在調音師傅家裡院子調的。本來是不讓任何人看，但他們也認識多年了，那師傅就說，反正給你看你也不會調，就來看看吧。他家院子裡豎立著粗細不等的圓木柱。確定某面雲鑼要調高或調低多少後，把那面雲鑼就卡在木柱上面。調音師拿著很大，頭很尖的榔頭去敲雲鑼的表面。現在去看雲鑼表面上有一個一個直徑約半公分的圓形凹痕就是當時留下的痕跡。調音過程像打鐵一樣，非常嚇人，好像一共花了五個晚上才把整套鑼調完。換我們來做，就算知道該怎麼調，一定會把整張鑼敲裂。

　　工作完畢還要請他吃宵夜。要酒這很好解決，二鍋頭滿街都是。但師傅是浙江人，還要吃臭豆腐。這就有點難為趙老師了（他是老北京），要跑很遠幫他買（在那裡並不多見）。他說，那臭豆腐真是臭，可是很香….

　　至於管跟嗩吶，原本是要跟一個叫豐元凱的師傅定做（趙老師自己的就是跟他定的）。但豐師傅已經退休一段時間，才剛重出江湖，手邊沒有機器，只好跟另一位唐師傅定。唐師傅是北京廠最好的雙簧管師傅，現在也做國樂器。團裡那把中嗩加的鍵跟雙簧管完全一樣。木料是很老的紅木，音色很好。中音管就差多了，那是斯里蘭卡來的紅木（熱帶地方的木頭….算了）

　　彈撥樂器部分，揚琴是張高翔（姜克美的先生）挑的，就是方翎借給小肥的那台。至於其他的樂器，中廣的團員給我們介紹了一位他們團彈大阮的老團員。平常北京的演奏員要買好的柳琴、琵琶、阮咸都必須『懇求』他去挑，但我們遠來是客，他立刻就答應了。某天晚上他把樂器送來飯店，我就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要拜託他挑，他居然把品全部拆下來當場黏！還說這應該每次演出前一天晚上都做一遍，因為不同的場地，溫度濕度不同，都會影響音準。如果有人演出前一天把笛孔全部封起來重開我一定會認為他瘋了….當時只買到一把琵琶跟一把中阮（他說樂器廠裡的存貨只剩這兩把比較好的）。琵琶是螞蟻的，中阮是現在團裡為一一把有背袋的那把。也許各位覺得那樂器不怎麼樣，但剛買來時絕不是現在這樣的！

　　但是買不到好的大提琴，因為沒有門路（如果沒有門路，在街上樂器行裡的樂器比光華商場那家樂器行的還差）。最後是上海民族樂團的人幫我們買的，約在上海火車站的鐘塔前交貨（讓我想起一個老笑話，大專集訓的學生從成功嶺放假，跟朋友約在台中火車站的火字下面….）不過最後286是順利拿到琴了。

　　一夥人帶著樂器從上海坐火車到杭州，再坐飛機去香港。第一天晚上的節目是看歌劇魅影。我買的是一千塊出頭（台幣）的票，雖比紐約的便宜，但樂團只有十七人再加上一個midi，我寧可多花點錢去紐約聽……大家在香港也跑到街上shopping，不過樂器行裡也是乏善可陳，其他東西也不比台灣便宜。至於吃的，我還是對大飯店不感興趣，到路邊大排檔吃碗艇仔粥當早餐令人回味無窮（這好像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

　　從香港回台灣時，還要把那些大型樂器帶回來。但我們從杭州飛香港時已經超重了，這趟鐵定會被罰錢罰到死。香港校友會答應幫我們去航空公司關說。經過那些文成武德、武功高強的校友運作的結果，航空公司答應多給我們50％的限額，全團共九百公斤。我永遠忘不了我們托運了八百四十七公斤的行李！！！